记校友戴治国先生

记校友戴治国先生

徐德龙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校董校友总会

我心目中的戴治国先生,是一位纯真无邪、率直不阿,永远充满着热血和激情的学长。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就耳闻戴学兄的大名,顿起钦佩之意。我钦佩的不是为他那广州市建设局局长的头衔,而是他对母校的一片真情。当时,学校建筑学专业参加国家建委组织的专业评估,由于办学经费十分拮据,无力添置必要的计算机及相关的现代实验设备。他听说后,即刻在开放比较早的广州地区组织校友捐款,最后购置了一百万元左右的仪器送给了母校。一百万元对当时尚以万元户为富翁标准的西部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引起学校上下很大的反响。我校建筑学专业在国家组织的首次评估中最终获得优秀成绩,凝聚了治国先生的一份辛劳。

进入90年代中期,我任学校常务副校长,他已成为广州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同时被对母校充满深情厚谊的四百多名广州地区校友推举为学校广州校友会副会长。校友会在会长司徒戌生和戴兄的掌管下很有凝聚力,密切关注着母校的建设与发展。校友会每年的定期聚会我都应邀前往介绍学校情况。每次到广州,他无论再忙,也都亲往机场迎送我这个小他一轮的老弟。我过意不去,劝他不必这般隆重和客气,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广州市不知有多少迫在眉睫的事等着他去处理啊!可他总是动情地解释道:我不仅仅是在迎接你,而是在迎接我母校的校长和老师,是在迎接我心目中最纯洁和伟大的偶像。那个时期我每次到广州出差,他都会陪我们吃一顿饭,而吃饭时喝的酒都是他从家中带来的家乡洛阳生产的杜康酒,席上还不忘用河南话说上一句“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在我看来,不是杜康酒好,而是他对母亲、家乡和母校的情最深。

新世纪开始后,他不再担任广州市副市长,而进入广州市人大作副主任,在一线冲锋陷阵的时间少了,搞调查研究、学习交流的机会多了。每逢到西部考察和调研,他都想方设法地拐到西安来,看看老师,也对学校的发展与建设提一些建设性意见。每次相逢,他都要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广州市的改革开放与建设发展,人均GDP、人均收入、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年消费额等等数据信手拈来如数家珍,时时激情满怀甚至情不自禁。广州市就是他的家,家中的一草一木都在他心中生长着,广州每一位老百姓的酸甜苦辣都牵动着他的喜怒哀乐。就连我们这些地地道道的西北汉子也被他感染成了广州市的“荣誉市民”。

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对我校一位老领导、一位一直单身的女老八路胡琨同志的抚善之情。胡琨同志抗战之初跟随黄克诚同志转战南北,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立下了战功。新中国成立后,又投身于祖国冶金工业建设的洪流,率领建设队伍从鞍钢到湘钢再到酒钢,献出了青春年华。到头来孑身一人,连自己日常的工资结余都捐给了幼儿园和图书馆。戴治国先生在广州工作期间,每年都要接胡琨同志到广州休假。待胡琨同志年迈行动不便时,他又和广州地区的校友们积极联系接胡琨同志在广州寿星大厦安度晚年。每年大年三十,他不管多忙,都要接胡琨同志与家人团聚,像对待家母一样照顾着这位老革命者。

作为一校之长,我经常教育年轻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要做到三个不能忘记:一是不能忘记养育自己的母亲,哪怕她曾经贫穷过;二是不能忘记教育自己成材的母校,哪怕她现在的发展和建设还不尽如人意;三是不能忘记成就自己的祖国,哪怕她一直多灾多难。母亲也许有委屈子女的时候,但子女绝不能慢待母亲。我的老学长戴治国先生堪称忠孝双全的楷模,他孝顺母亲,热爱家乡,关注母校,热心帮助校友,献身广州市的建设和发展,忠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治国先生的画册付梓之际,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也期待着一睹为快。在我的心目中,先生的画册不仅会反映他的人生岁月,更将忠实地记录他的纯真、率直以及他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忠心赤胆、对事业和同志的一腔热血和激情。

来源: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校董校友总会 徐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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